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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诗意的栖居

归档日期:05-28       文本归类:哈普林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设计生态学》主编威廉·S·桑德斯对俞孔坚教授有过这样一段评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助力之下,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和土地管理者似乎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少地看到现代化的弊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俞孔坚的作品在美国,相比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关注。”美国《时代》周刊称俞孔坚为“自然的力量”,俞孔坚则将自己所从事的景观设计职业称为生存的艺术。“你知道这场雾霾,给多少人埋下健康隐患?甚至有多少人可能因此死去吗?”说话的人是俞孔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哈佛大学景观设计学博士。这次采访前,由世界10多位知名学者编撰出版的关于俞孔坚作品的评论集《设计生态学:俞孔坚的景观设计》,刚刚被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评为2012年十大最佳图书。2003年SARS蔓延、2006年事件发生、2007年太湖蓝藻再度暴发……同今天的雾霾一样,这些看似与俞孔坚的专业景观设计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他眼里却是相关的。“这些自然过程、灾害以及人的行为,都是在土地这个界面上发生并相互作用的,而透过土地、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表象,本质是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繁荣下中国潜伏的巨大危机。”这段话收录在俞孔坚所著《回到土地》的序言中,浓缩了他对中国城市与景观的规划设计与国土生态安全的深层次思考。俞孔坚今年刚好50岁,作为全村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如今身兼学人与设计师两种身份,游走于学界与大地,走在国际城市与景观设计的前列。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东俞村,俞孔坚对童年里的故乡有着和谐而美好的回忆小村四面环山,有溪自村间过,绕宅而入池;村前有林,虫兽成群而嘻,鹊鸟之声至夜不绝于耳。17岁时北上读大学,俞孔坚从母亲手中接过一包土,母亲希望,家乡的水土能够保佑儿子,而俞孔坚将之视为自己最浓郁的乡土情怀,保存至今。1980年,操着满口“浙普”的俞孔坚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惊讶于宽阔的城市道路和大楼,发现这里与自己所在的小乡村是如此迥异,这甚至让他感到有些自卑和压抑。多年以后,再度回忆起这个细节时,俞孔坚却深刻地发现这是“小农意识”在作祟,“作为曾经的农业国家,当我们建设城市的时候,就在尽可能地让它变得跟农村不一样,其实我们是在逃避自然”。俞孔坚发现,要建设美丽新中国,就需要对“土”有全新的认识。儿时记忆中的桃花源式场景令人神往, 但接下来的状况则颇具现实意义 一场闪电战般的现代化“袭击”了他的村庄,树木被砍光、河流硬化、鱼儿死去,水也被管道带向未知的彼方。1999年,两院院士吴良镛在《北京宪章》中描绘道:“我们的时代,是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时轮悄转,今天的中国现状或多或少印证了这一预判。“如今走进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你看到了些什么?有些人说是千篇一律,抑或千城一面。那些以夺回古都风貌、构筑新世纪景观为名的城市设计,最终造成了什么?是效率低下的城市干道、耗资巨大的景观工程以及因不合理设计而造成的城市空间结构破坏。”俞孔坚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城市美化”,它最早出现于1903年,以城市中心地带的几何设计和唯美主义为特征,却为发达国家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但它阴魂不散,以城市化妆的面孔在今日中国上演。”自199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设计学博士以来,俞孔坚在美国工作期间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建设。当时的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运动刚刚开始,这让俞孔坚颇为心动,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又令他触目惊心多年奔走于中国各地的俞孔坚,已经看了太多因“化妆”而造成的“城市病”。一如富丽堂皇却令游客曝晒于日光之下的非人性广场,“当蜿蜒多情的河流被残忍地裁弯取直,城市便不再动人”。在他看来,中国城市建设贪大求洋、庸俗堆砌的根源,在于封建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带来的文化积垢。尽管从西方社会学成归来,但俞孔坚认为真正好的设计,是能够依附于中国乡土灵魂之上的。“当所谓诗情画意的仿古园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的亡灵,便衍生出了中国当代城市景观设计的怪胎。”在他看来,只有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才能创造出新中国的新乡土。“足下文化,就是关注平常人的事,关注他们的感情、他们的需要;野草之美,就是善待脚下的自然,乡土的自然 。”俞孔坚关于广东中山岐江公园的设计就是这样一个对足下与野草善加利用的案例,他利用当地的一个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旧造船厂,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工业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用生态修复的手法,利用当地植被如荷花、茭白、菖蒲等营造湿地景观,很好地保持了这里的亲水性和生态性的自然效果,因而广受赞誉。同时,该设计还荣获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2002年度荣誉设计奖。1998年,俞孔坚创办了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这个名字令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在过去的中国,“土”一直被用来形容那些未开窍或不懂世故的人,通常被用来指代新进城的乡下人。在注册这一设计机构时,相关机构甚至不让俞孔坚注册,劝他改名。尽管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是商业机构,但并不能把它的创始人俞孔坚单纯想象为一名普通的、为追逐商业利益而行动的城市景观设计师,与城市规划设计相比,保护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再造秀美山川才是他真实而宏大的愿景。“除了雾霾,还有太多的问题,比如水的问题,我们每天喝的水有多少是被污染过的?”俞孔坚一声喟叹,“我们太过依赖工程技术,不给自然以空间,以至于单一的防洪目标和不明智的工程措施,如硬化或渠化河流系统,让本来服务城市和大地生命健康的地表水系统变成了城市的负担,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俞孔坚的散文《哭泣的母亲河》中,他以母亲河的视角写道:“南方的人呵北方的人,你们曾经向我排泄着污秽和浊流,而今却拿我开刀整治,举着泄洪的利刃,开着清污的铲车……多想问你们还记得吗?我是你们的母亲河啊!”改变这些,就需要关于土地和景观的价值观、审美观、学科教育体系的改变和生态技术系统的建立。1997年回国至今,俞孔坚不止一次地在会议、讲座以及其他公共场合疾呼,国土生态安全是继人口问题之后,当代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当时的人们坚信,坚硬的钢铁、水泥和巨大力量的机械能够为人类在自然力面前壮胆,只要对“科学”善加利用,就可以与自然分庭抗礼。但俞孔坚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思潮的批判,他不断地提醒人们:“自大才是危险的开始。人们用不全面的科学知识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加之为追逐眼前利益而对已经积累的科学知识置若罔闻而表现出的麻木,如此无畏,因而离灾难不远了。”俞孔坚相信,即使是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今天,人类仍然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人与大地“女神”的关系应该体现为一种新的土地伦理,并最终上升为法规,形成一种“天地—人—神”和谐的秀美山川。一个具有重要警示作用的例子是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这场灾难来临时,那些住在高级酒店与海滨别墅里、自恃受过一定科学知识教育的“文明人”构成了主要遇难者,而偏远岛屿上孑遗的史前部落却幸免于难。“片面的科学知识是人们自我陶醉的毒鸩之酒,只有全面而完整的知识才能令人们重新获得自信,把握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2006年除夕夜,读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后被正式公布为2006年一号文件)之后,他回想到过去几年在全国各地看到的以建设为名而导致的乡村生态破坏和文化遗产消失,由此将带来生态灾难和乡土文化遗产的大破坏。俞孔坚难以成眠。他立即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希望中央能够注意到,由于地方官员的认识局限和执行不当,可能导致对乡村生态和文化遗产不可逆地破坏,并建议尽快建立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乡土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令俞孔坚感动的是,很快对这封信作出批示,要求在当年的4月1日前结办。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亦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并首次使用“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成为该报告中最大的亮点之一。或许不少人难以理解俞孔坚的行为:一位职业城市和景观设计师,何必费神操心国土安全格局?但俞孔坚却不这么看,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城市与景观设计与国土生态安全在他眼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如今我们看到的城市和景观的规划设计,有多少是恐怖的潜伏地?国土、城市和景观规划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回避和应对这种恐怖。”“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本质上是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土地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其宗旨是从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出发。它体现的是对自然的尊重,就像国画中的留白。为此,俞孔坚曾撰写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并个人出资把自己的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寄送给了中国大约3000名市长和官员,该书直指城市规划中一些政绩工程的弊端。好在,与刚回国时所经历的艰苦岁月不同,如今不少城市的决策者们在认真研读了俞孔坚的书籍后,渐渐地从不理解,到开始关注这个在北京燕园东北角作研究,却心系祖国整体生态格局和秀美山川的院长了。采访前的几日,俞孔坚刚刚从广州归来。在那里,俞孔坚为广州市设计了一处生态城区天河智慧城,并正在研究广州市中心的万亩城市果园,希望将来这里成为城市的“绿肺”,为新型城市建设服务。而全国范围内也有200多个城市,在践行着俞孔坚的生态城市理念。

  《设计生态学》主编威廉·S·桑德斯对俞孔坚教授有过这样一段评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助力之下,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和土地管理者似乎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少地看到现代化的弊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俞孔坚的作品在美国,相比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关注。”美国《时代》周刊称俞孔坚为“自然的力量”,俞孔坚则将自己所从事的景观设计职业称为生存的艺术。本报见习记者吴益超然而,亡逝的灵魂啊,你将被指向何处?是希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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